从这个意义出发，我寄希望后30年是中国共产党要转化意识形态的功能性。
合作的必要条件是：除非预期我的合作会被别人以合作来回报，否则我就不会去合作。在国家政治中，中国战国时期秦国丞相商鞅，通过徙木立信，建立了臣民对国家法令的信心，为秦国的富强和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9]。
5、领导能力的要素：建立宪政在大规模组织（例如国家）中，领导者无法与大多数成员进行直接交流以获得他们的信任，也很难让负责任行为的先例为大多数成员所理解（有意识的宣传可能反而被别人看成是一种欺骗）。只有当宪法以保护人的基本自由为目的时，它才是真正的宪法。但20世纪中期的调查发现，计件工资制实际上很少被采用[3]74-78，这是因为，计件工资制无法按照设想的那样运作。如果他们两人都努力工作（都合作），一天总共可以赚到400元，这样，每个人的毛收入为200元，扣除成本150元，每个人每天的净收入为50元。团队总产出能否增长，或者说团队是否具有效率，取决于团队成员的合作情况。
显然，这需要领导人与成员交流沟通、劝说表态，还要领导人以身作则。人的基本自由主要包括言论自由、思想自由、良心自由、结社自由、人身自由（免受心理和身体迫害）、拥有个人财产的自由、免于任意逮捕的自由[16]更重要的是，最高法院一直努力以一事一案、集腋成裘的姿态，小步推进问题的解决办法。
只要有助于探求真理，错误就应被容忍。在1957年的Sweezy v. New Hampshire案中[12]，联邦最高法院探讨了学术自由为何重要，以及它是否是一项受宪法保护的价值。[16]从推理方式上看，最高法院沿袭了Sweezy案的功利主义论证，即通过主张学术自由的社会效用，来论证其正当性。二、职业自治与契约化管理：前宪法时代的学术自由早期美国的学术自由发轫于英国中世纪以来大学自治传统，主要内容是尊重大学教师的教学自由，排除外部势力对大学的干预。
最高法院在判决中再次承诺保护学术自由，指出该自由是宪法第一修正案所特别关注的，而宪法绝不容忍任何法律用正统理论控制学校的课堂。[18] Grutter, 539 U.S. at 329、330.[19] Grutter, 539 U.S. at 329、330.[20]不过，也有学者倾向于将Grutter判决视为对纠偏行动之合宪性的明确决断。
相应地，对大学学术性事务的决定，法院必须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给予尊重。[9]其宗旨是从非专业的董事会手中，夺回对学术评价的控制权。Frankfurter大法官在同意判决结论、但不同意判决理由的附随意见(concurring opinion)中更进一步，指出学术领域的思想与行为被推定为免受政治当局的审讯，并主张将政府排除出大学智识生活。因此，任何明示禁止大学在入学政策中考虑种族因素的州法律都违宪。
[5]不过，鉴于学术自由在外延上的不确定性、内容上的专业性和法律关系上的复杂性，它是否是一项法律权利以及权利主体、具体内容和适用范围等等，迄今仍是各国法律理论和法律实践中没有定论的难题，一味要求法院给个通盘决断是不现实的。不过缺憾和进步并存，法院的司法推理既未援引已有共识基础的传统学术自由，也未从宪法文本中寻求学术自由的规范依据，更未在宪法价值秩序内展开细致的利益或价值衡量，而只是用一些散文式言语进行了赞美，因此判决显然未能有效证成学术自由是一项宪法权利。摘要: 学术自由是否是一个法律概念、一项法定权利，历来是一个问题。[10]1940年，教授协会又制定了《学术自由与长期聘用原则声明》，强调学术自由是教师在研究与教学方面的权利，并将长期聘用制与学术自由结合在了一起。
教师以培养有虔诚宗教信仰的神职人员或法律、医师等为目标，很少有人去追求学术。[7]南北战争后，改革者们开始建设致力于科学研究的大学，并培养能适应、领导工业社会向前发展的人才。
而在最近的Grutter案中，最高法院迈出了关键性的一大步，明确承认了学术自由的宪法权利地位，做出了一个有别于以往所有的学术自由判决：使用适度的修辞去廓清学术自由的实质，而不是用热烈的修辞去制作一个内容干巴的决定。这一原则提出了两项任务：一是如何界定宪法规定的范围的边界，因为它是用来界定宪法性学术自由权的法律地位和权利范围，并指导大学自治如何与学生、教师的学术自由权互利共存的。
[1]在美国法律界，学术自由是否是一个法律概念、一项宪法权利，曾经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宪法权利意义上的学术自由压根是不存在的，尽管拥有宪法解释权限的最高法院在对学术自由表达过支持和赞许，但那些赞许性解释未曾独立地成为任何判决的依据，究其根本不过是一些修辞性赞词。支持者认为，学术自由是大学教师和学生拥有的一项宪法性权利，而大学则不一定拥有这项自由权。这些学理解释旨在补充被最高法院省略的推理环节，实现学术自由和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无缝对接。相应地，所有对大学核心学术决策——谁来教、教什么，怎么教，谁被教——施以非专业政治控制的法律，皆侵犯了宪法保护的学术自由。陈林林，博士、教授，浙江大学法理与判例研究所所长。
在Keyishian判决中，法院进一步明确学术自由是第一修正案的特殊关注，将其纳入了宪法权利话语体系之中。研究与写作成了教授们智识和成就的表征，他们被期待去扩张知识的疆域，用科学的方法去改造物质世界和社会生活。
对下级法院来说，Grutter判决实质确定了这样一条法律原则：对大学有关学术事务的决定，掌握法律话语权的法院必须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给予某种程度的尊重。其主张的核心价值观是：让一个有能力且正直的大学教师，能免于经济和政治顾虑去开展研究、教学、出版，哪怕是小众的研究。
在该案中，教师Keyishian拒绝在一份声明自己不是共产党员的誓词上签字，而未能得到纽约州立大学的续聘合同，因而诉之法院。法院还引用了大量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证明多样化学生群体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成果，更好地训练学生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工作和社会需求，成为更好的专业人士。
[3]在宪法缺少明文规定的情形下，最高法院的相关判例无疑成为了界定学术自由之法律地位和权利内容的最重要的法律依据。凡大学事务皆由大学自治的主张，是对学术自由权的误读。在共识、惯例尚未形成时，最高法院的消极和克制，体现了一种审慎的司法美德。个中问题的一个根源，是各方对学术自由的不同维度及各个维度的内涵均缺乏清晰的理解。
教授们要求学术免于意识形态的检验，工作评价由学术同行进行。大学、教师和学生都可以成为权利主体，但大学自治意义上的机构性学术自由权，不应挤压教师或学生的学术自由权。
至Grutter判决，最高法院肯定了在高等教育领域，学术自由是一项独立的、未列举的宪法权利，并可先于其他宪法权利受到保护。教师受制于非学术的校董事会，他们被视为是公司雇员而非大学成员，社会地位相对低下。
[18]法院细致论证寓于学生群体多样性之中的重大教育利益：多样性入学政策有助于打破种族陈规、促进种族间相互理解。法院援引先例，申明考虑到公共教育以及大学内言论、思想自由的重要性，大学在美国宪法传统中一直占据特殊的地位，对于属于大学专业判断领域的事务，法院给予一定程度的尊重。
相应地，早期关于学术自由的争端，例如1894年的伊利案，都是通过舆论或者压力团体的介入才得到妥当解决的。在本案中，供Sweezy主张权利的规范依据，是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的言论自由，而非学术自由。[13]通过援引大学四项重要自由——自主决定谁来教、教什么，怎么教，谁被教，[14]Frankfurter框出了学术自由的基本内涵。诸如校园招聘、开设就业导向型课程、进行应用型研究(尤其是政府资助的项目)等大学事务，都可归属政府规制的范畴。
[23]法院对决定的尊重程度，取决于这个决定是由什么样的主体做出的、需要多大程度的学术技能、以及这个决定危害到了谁的权利。--------------------------------------------------------------------------------[1]谢海定：《作为法律权利的学术自由权》，《中国法学》2005年第6期，第16、17页。
在本案中，为实现学生群体多样性这一绝对利益，法学院对种族区分入学政策进行了严格、细致的设定。对学术自由的契约化管理和解读，使得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中的特殊问题长期得不到法律界的正视。
但与英国不同，美国大学实行独特的公司管理体制。See George Washington Univ. v. District of Columbia, 318 F. 3d 203(D. C. Cir. 2002), Tenn. Div. of the United Daughtes of the Confederacy v. Vanderbilt, Univ., 174 S.W. 3d 98, 118—19(Tenn. Ct. App. 2005)管瑜珍，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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